592 华夏的那点儿事儿（2）
美国人喜欢孙立人，夸赞孙立人，不光是买账的人多，也附和一部分华夏人黄皮白心的精神信仰，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圆嘛！所以后来竟然一提起远征军或者驻印军首先想到的就是孙立人，仿佛孙将军是远征军或者驻印军的老大，而其他远征军的将领都被漠视了。
这是不对的，孙立人将军确实对民族有功，在缅甸的表现也打出了国威，但远征军不仅仅只有他一个名将。甚至他并不是远征军最高级的军官。而这个悖论就如同后世广为争论的张灵甫和74军一样。
在后世总有一股奇怪的论调，仿佛张灵甫是74军的缔造者，仿佛是张灵甫带领74军在抗战中打了一系列的硬仗，甚至后世的百毒搜索中竟然会有如此可笑的问题：张灵甫、薛岳、杜聿明、孙立人谁更厉害？而且更可笑的竟然还有人选张将军，还将其评为抗战名将。
话说张将军的履历不难查证吧？这位在抗战期间压根就就没有独当一面的机会好不好。说抗日名将，尤其是是说74军的抗日名将，那也只有张灵甫的老上级王耀武好不好。真正将74军变成****五大主力的是王耀武而不是张灵甫。
说远了，继续回归正题。在孙立人之外，远征军还有一批抗战的名将，比如说卫立煌，这位可是远征军实打实的司令长官，虽然指挥不了驻印新军，但这个名义可是实实在在的。比孙立人级别高别的还有宋希濂和杜聿明，甚至远征军还有壮烈殉国的戴安澜将军。仅仅记得一个孙立人是远远不够的。
按照蒋某人的想法，他准备将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指挥权交给郑洞国而不是孙立人。因为郑洞国的资历老而且更信得过。这位郑洞国将军是湖南常德人（石门县），家庭出身并不是特比好，普通农民家庭，早年读过乡间私塾，后来念了小学中学，五四运动之时就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并参加清查抵制日货运动。从那时就立下了从军之志，希望用武力振兴国家。
1921年郑洞国考入了湖南讲武堂，只不过让他郁闷的是，湖南讲武堂被停办，只能回石门继续读中学。1924年春，郑洞国不顾老师和家人的劝阻，前往报考黄埔军校，但是他的运气依然很糟糕。等他赶到广州的时候，报名的截止日期已经过了。
眼看着投军之梦又要泡汤，郑洞国却时来运转，当时他的同乡黄鳌为了防止一试不中而故意报了两次名，于是郑洞国就顶了一个黄鳌的名字参加了考试，顺利地被录取进入黄埔一期。
不过比较搞笑的是，入学之后，他正好和黄鳌分在了第二队，结果点名的时候出现了两个黄鳌，弄得十分尴尬。后来，郑洞国向校方坦白了此时获得谅解之后才将名字改了过来。
当年郑洞国同黄鳌、王尔琢、贺声洋等共.产党员关系十分密切，东征陈炯明时郑洞国因为战绩显著升任教导第二团三营党代表。第二次东征后在周公的推荐下被任命为第一军三师八团1营营长，并在1928年升任第八团团长。郑洞国在驻守南京期间，还曾向炮轰下关和栖霞山的英国军舰坚决还击。
在此后郑洞国参加了中原大战，1933年春郑洞国又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七七事变之后，郑洞国率部与日军在保定激战之后突围而出，之后郑洞国参加台儿庄战役。等郑洞国任98军军长之后，又参加了武汉战役，之后刮军的第一个机械化军——第五军（也就是后来的五大主力的那个）成立之后，郑洞国调任该军荣誉第一师师长并兼任副军长（军长杜聿明），日后的昆仑关战役中郑洞国率领荣誉第一师担任主攻，表现极为出色。再之后，郑洞国又调任远征军下属的第八军（后来参加龙陵战役的那只部队）当军长以及驻印新一军的军长，并在1944年八月升任驻印军副总指挥。
应该说郑洞国不管是从资历上说还是从战功上说亦或者关系上说，指挥新一军和新六军都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这期间出了几个小问题，第一是美国人不太高兴，因为他们更希望孙立人来当这个指挥官。毕竟孙立人是符合美国口味的取代蒋某人的最优选择之一。如果能让孙立人在内战中多刷刷战绩，获得更大的威望，取代蒋某人也就更“水到渠成”不是？
而郑洞国虽然不是浙江人，但毕竟是黄埔嫡系，那是蒋某人的爱将，让郑洞国继续当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指挥官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嘛！所以美国人是更希望孙立人来当这个总指挥的。
不光是美国人找麻烦，刮军内部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一种意见是驻印军太过于牛逼闪闪了，太强大了，将这么两只强大的部队都交给一个人指挥，是不是权力太大？尤其是考虑到廖耀湘和郑洞国还是老乡关系，这瓜田李下的不好说啊！
要说蒋某人也没有别的毛病，就是这个疑心病太重，你看看他核心的圈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浙江系。他的用人之道首先就是用同乡，比如说陈诚、比如说胡宗南，这两位的军事能力一塌糊涂，为什么能屹立不倒还步步高升呢？无非是他们是蒋某人的老乡而且很听蒋某人的话而已。
而除了浙江系之外，哪怕你是黄埔出生，那也是要低一头的，至于非黄埔出生，那更是再要第一个档次，比如说黄百韬。他的第25师在解放战争中表现是相当不错的，但谁让他是杂牌出身呢。
郑洞国虽然是黄埔系，但不是浙江系，所以他也是无法赢得蒋某人全面的信任的。现在下面这么一说，蒋某人也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将两个王牌交给一个人指挥确实不太牢靠。权衡再三，老蒋将新一军和新六军这对黄金搭档一分为二，分别配属给了两个兵团，其中新一军那一块交给了孙立人，而新六军那一块交给了郑洞国。尤其有意思的是，这新组建的配合新一军和新六军的两个兵团成份还很复杂，新一军和滇军曾生泽的第六十军分到一块，而新六军则和滇军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分到了一块。
按照蒋某人的想法，新一军和新六军的作用就是看管滇军并吞并滇军，当然，按照刮军嫡系的一般节奏，未来在剿共之战中滇军的这两军肯定是打前锋和垫背的存在，等消耗得差不多了就会被吃掉。
当然，蒋某人对自己的这番安排是很满意的，在他看来这既照顾了美国人的面子，又避免了郑洞国一家独大，还变相的削弱了滇军，算得上一石三鸟。不过，后来蒋某人会为这番脑残的安排而后悔的。
这才解决了新一军和新六军的问题，第五军的问题也不太好解决，因为这个第五军杜聿明的痕迹实在是太明显了，第五军的起家单位就是第200师，而这个第200师又是杜聿明一手拉扯出来的。虽然此时杜聿明已经不是第五军军长了（邱清泉接任），但谁能压得住第五军这帮骄兵悍将呢？
一开始蒋某人的意见是，将第五军和第74军整合为一个兵团，王耀武任司令官、杜聿明任副司令官，一个黄埔一期和一个黄埔三期应该能合作得来吧？尤其考虑到王耀武是“本土”作战（山东人），这一块应该是十拿九稳。
不过马上这就又出了问题，倒不是王耀武和杜聿明不对付，而是有点尴尬，为什么呢？因为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的，而王耀武是黄埔三期的，现在老蒋让王耀武当一把手，等于是师弟站在了师哥头上，而且考虑到第五军和第74军又同是五大主力，这多少有点捧74军贬第五军的意思，很容易引起两军的矛盾。
所以一番思考之后，蒋某人只能再次打消了将两大主力合起来使用的想法，依然是按照新一军和新六军的套路，拆开再搭配一些二等嫡系和杂牌使用。这么一来陈诚的土木系第18军也自然是不能例外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五大主力各带一摊进入战场，从五个方向猛攻解放区。
不过这依然有问题，五大主力毕竟只是军一级的，而接下来的内战规模可是相当的宏大，从战役的角度出发考虑必然上面还有集团军或者集团军群一级，按照当时刮民党的指挥序列就是：总部－行营（行辕）－绥靖公署（战区）－绥靖区(绥区)－兵团/整编军－军（整编师）－师（整编旅）－团共8级。
五大主力所属的绥靖公署司令长官的委派又成了大问题，首先得压得住着五头猛虎，这就得资历老，其次得完全跟中央一条心，蒋某人可不放心将王牌交给杂牌指挥。而满足这两个条件的高级将领实在是不太多，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满足了这两个条件的高级将领真心不一定特别会打仗！
比如历史上蒋某人选择的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蠢货，此公名叫刘峙，字经扶江西吉安人。从履历上说这位是不折不扣的保定系，在刮军中跟顾祝同和何应钦关系非常不错，与顾祝同一起被称之为何应钦的“哼哈二将”。
当年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这货是忠实的执行了蒋某人的命令，扣押了第2师中和海军中所有的党代表和共.产党员，当被质问时，这货是如此回答的：“我也不完全了解，我是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而在西安事变中，这货又是何应钦的铁杆追随者，主张武力解决问题，当时宋美龄和宋子文在飞往西安的途中要求刘峙不要派飞机轰炸西安，但这位却牛逼哄哄的置之不理，说：“我是听刮民政府的，你管不着。”而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某人飞回南京之时，这位又立刻变了一张嘴脸，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并挥舞着小旗高喊：“蒋主席万岁，打倒张学良、杨虎城”等口号。
而抗战期间，刘峙的表现真心是糟糕，当时这位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然而在交战中屡战屡败，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都是在这位手里头丢掉的，因为逃跑得力，被送了个“长腿将军”的诨号。
如果说打仗不行是能力问题，但是刘峙的节操也是相当的有问题。这个家伙虽然一生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但是却非常喜欢捞钱。从1928年起就先后在各地大批购买房产、地皮和盐井盐田，还非常鸡贼的用他老婆杨庄丽的真名或者化名注册。1939年这货被任命为重庆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之后，更是想尽一切办法捞钱，他利用卫戍司令部的部队顶替新成立的部队，骗取双饷。在1941年重庆大轰炸期间，因为防空洞里人太多发生了踩踏事件，几千人闷死在里面，而刘峙的防空司令部当时不光不忙着救人，反而忙着去搜刮死难人员的钱财，甚至将没有死的人掐死搜身。之后这些不义之财的中的相当一部分就送到了刘峙家里，甚至引发了刘峙的大小太太们的一场财富纠纷。
抗战胜利之后，刘峙在郑州绥靖公署主任上干得也是相当的糟糕，整编第三师被全歼之后，这货被撤职，带着姨太太回上海闲居。而到了1948年何应钦担任国防部长之后，立刻又想到了这位心腹爱将，重新启用刘峙，将其任命为徐州剿总总司令。当时对于这一项任命连刮民党内部都腹诽不已，说：“徐州乃南京门户，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却派一只猪，看来大门会守不住。”
因为流言蜚语颇多，以至于宋美龄都劝蒋某人：“外边闲话很多，刘峙恐不能再指挥战斗吧？”可蒋某人却是怎么回答的，他说：“刘峙打仗是不行，可你说将领中还有谁比刘峙更听话？”
可见蒋某人的用人之道，首先要看听不听话，至于能力那对他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哪怕是一头猪，只要能跟着他的指挥棒走，也能够身居高位！
而后面刮军所谓的徐蚌会战的失败，责任有相当一部分就得记在刘峙的头上。因为战役爆发之前，按照杜聿明的部署，是不准备死守而是准备向济南方向进攻的，所以刮军的主力全部布置在铁路一线，但是期间东北的局势陡然恶化，杜聿明被蒋某人抓壮丁去东北救火（杜聿明当时是徐州剿总的副总司令），所以这个摊子就得由刘峙去承担，但是刘峙又知道以他的能力去指挥这种大兵团作战那就是送菜的，所以他当时是急得大吼：“光亭走了，如何是好，北进谁能做主，真是料想不到的事。”
而刘峙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原地不动，所以一连21天徐州附近的刮军就蹲在原地傻等，直接就给了粟大将火中取栗的机会。
不光是战役总指挥这一级蒋某人用人不当，关键的指挥战斗的兵团司令这一级，蒋某人也是用了一堆无能之辈。比如徐蚌会战中的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这位也是一大奇葩（其子是秦汉）。
这位是典型的黄埔一期和浙江系（生于四川祖籍绍兴），属于蒋某人最喜欢的那一类学生。抗战之初这位是刮军88师师长，开始表现还不错，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所部就属于88师。而谢晋元的光辉壮举也成了孙元良的资本，因为坚守四行仓库有功，这位升任72军军长。
按道理说这个时候孙将军应该备受激励愈发的奋力报国，但是在南京保卫战中，这位却私自下令撤退，被宋希濂所部堵截才返回战场。而日军正式利用孙元良的88师留下的空隙才突破了雨花台防线，得以直接攻击中华门。
在这之后更不堪的是，孙将军在南京失陷前擅自放弃指挥导致部队崩溃，自己却逃进了妓院（也说是外国使馆）才捡了一条小命。不过这段经历也让孙将军成为了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之一，逃到台湾之后，1985年孙将军曾向日本发表抗议书，以亲历者的身份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谎言。而且孙将军也是最后一位辞世的黄埔一期学生，虽然晚年大嘴巴而且回忆录写得乱七八糟，但也是算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
至于孙将军在“戡乱战争”中的表现，真心是无愧于他的那个名号——飞将军。请注意这个飞将军可不是什么好称呼，意思是这位孙将军逃跑的时候像飞一样，是成功虽无把握，逃跑却有决心。当年宋希濂得到命令要调任徐州接杜聿明的班的时候（杜聿明去东北救火了），听说孙将军也在徐州任兵团司令，当即明确表示坚决不去徐州，并说：“孙元良我是深知道的，是个把个人看得比什么都高的人，我无法与他共事。”
宋希濂的评价是一点儿都没错，果不其然在徐蚌会战最关键的时刻，这位果断的摆了杜聿明一道单独突围，结果惨遭全歼，而他个人却如飞将军一般化妆逃脱保住了性命……
这是不对的，孙立人将军确实对民族有功，在缅甸的表现也打出了国威，但远征军不仅仅只有他一个名将。甚至他并不是远征军最高级的军官。而这个悖论就如同后世广为争论的张灵甫和74军一样。
在后世总有一股奇怪的论调，仿佛张灵甫是74军的缔造者，仿佛是张灵甫带领74军在抗战中打了一系列的硬仗，甚至后世的百毒搜索中竟然会有如此可笑的问题：张灵甫、薛岳、杜聿明、孙立人谁更厉害？而且更可笑的竟然还有人选张将军，还将其评为抗战名将。
话说张将军的履历不难查证吧？这位在抗战期间压根就就没有独当一面的机会好不好。说抗日名将，尤其是是说74军的抗日名将，那也只有张灵甫的老上级王耀武好不好。真正将74军变成****五大主力的是王耀武而不是张灵甫。
说远了，继续回归正题。在孙立人之外，远征军还有一批抗战的名将，比如说卫立煌，这位可是远征军实打实的司令长官，虽然指挥不了驻印新军，但这个名义可是实实在在的。比孙立人级别高别的还有宋希濂和杜聿明，甚至远征军还有壮烈殉国的戴安澜将军。仅仅记得一个孙立人是远远不够的。
按照蒋某人的想法，他准备将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指挥权交给郑洞国而不是孙立人。因为郑洞国的资历老而且更信得过。这位郑洞国将军是湖南常德人（石门县），家庭出身并不是特比好，普通农民家庭，早年读过乡间私塾，后来念了小学中学，五四运动之时就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并参加清查抵制日货运动。从那时就立下了从军之志，希望用武力振兴国家。
1921年郑洞国考入了湖南讲武堂，只不过让他郁闷的是，湖南讲武堂被停办，只能回石门继续读中学。1924年春，郑洞国不顾老师和家人的劝阻，前往报考黄埔军校，但是他的运气依然很糟糕。等他赶到广州的时候，报名的截止日期已经过了。
眼看着投军之梦又要泡汤，郑洞国却时来运转，当时他的同乡黄鳌为了防止一试不中而故意报了两次名，于是郑洞国就顶了一个黄鳌的名字参加了考试，顺利地被录取进入黄埔一期。
不过比较搞笑的是，入学之后，他正好和黄鳌分在了第二队，结果点名的时候出现了两个黄鳌，弄得十分尴尬。后来，郑洞国向校方坦白了此时获得谅解之后才将名字改了过来。
当年郑洞国同黄鳌、王尔琢、贺声洋等共.产党员关系十分密切，东征陈炯明时郑洞国因为战绩显著升任教导第二团三营党代表。第二次东征后在周公的推荐下被任命为第一军三师八团1营营长，并在1928年升任第八团团长。郑洞国在驻守南京期间，还曾向炮轰下关和栖霞山的英国军舰坚决还击。
在此后郑洞国参加了中原大战，1933年春郑洞国又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七七事变之后，郑洞国率部与日军在保定激战之后突围而出，之后郑洞国参加台儿庄战役。等郑洞国任98军军长之后，又参加了武汉战役，之后刮军的第一个机械化军——第五军（也就是后来的五大主力的那个）成立之后，郑洞国调任该军荣誉第一师师长并兼任副军长（军长杜聿明），日后的昆仑关战役中郑洞国率领荣誉第一师担任主攻，表现极为出色。再之后，郑洞国又调任远征军下属的第八军（后来参加龙陵战役的那只部队）当军长以及驻印新一军的军长，并在1944年八月升任驻印军副总指挥。
应该说郑洞国不管是从资历上说还是从战功上说亦或者关系上说，指挥新一军和新六军都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这期间出了几个小问题，第一是美国人不太高兴，因为他们更希望孙立人来当这个指挥官。毕竟孙立人是符合美国口味的取代蒋某人的最优选择之一。如果能让孙立人在内战中多刷刷战绩，获得更大的威望，取代蒋某人也就更“水到渠成”不是？
而郑洞国虽然不是浙江人，但毕竟是黄埔嫡系，那是蒋某人的爱将，让郑洞国继续当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指挥官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嘛！所以美国人是更希望孙立人来当这个总指挥的。
不光是美国人找麻烦，刮军内部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一种意见是驻印军太过于牛逼闪闪了，太强大了，将这么两只强大的部队都交给一个人指挥，是不是权力太大？尤其是考虑到廖耀湘和郑洞国还是老乡关系，这瓜田李下的不好说啊！
要说蒋某人也没有别的毛病，就是这个疑心病太重，你看看他核心的圈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浙江系。他的用人之道首先就是用同乡，比如说陈诚、比如说胡宗南，这两位的军事能力一塌糊涂，为什么能屹立不倒还步步高升呢？无非是他们是蒋某人的老乡而且很听蒋某人的话而已。
而除了浙江系之外，哪怕你是黄埔出生，那也是要低一头的，至于非黄埔出生，那更是再要第一个档次，比如说黄百韬。他的第25师在解放战争中表现是相当不错的，但谁让他是杂牌出身呢。
郑洞国虽然是黄埔系，但不是浙江系，所以他也是无法赢得蒋某人全面的信任的。现在下面这么一说，蒋某人也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将两个王牌交给一个人指挥确实不太牢靠。权衡再三，老蒋将新一军和新六军这对黄金搭档一分为二，分别配属给了两个兵团，其中新一军那一块交给了孙立人，而新六军那一块交给了郑洞国。尤其有意思的是，这新组建的配合新一军和新六军的两个兵团成份还很复杂，新一军和滇军曾生泽的第六十军分到一块，而新六军则和滇军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分到了一块。
按照蒋某人的想法，新一军和新六军的作用就是看管滇军并吞并滇军，当然，按照刮军嫡系的一般节奏，未来在剿共之战中滇军的这两军肯定是打前锋和垫背的存在，等消耗得差不多了就会被吃掉。
当然，蒋某人对自己的这番安排是很满意的，在他看来这既照顾了美国人的面子，又避免了郑洞国一家独大，还变相的削弱了滇军，算得上一石三鸟。不过，后来蒋某人会为这番脑残的安排而后悔的。
这才解决了新一军和新六军的问题，第五军的问题也不太好解决，因为这个第五军杜聿明的痕迹实在是太明显了，第五军的起家单位就是第200师，而这个第200师又是杜聿明一手拉扯出来的。虽然此时杜聿明已经不是第五军军长了（邱清泉接任），但谁能压得住第五军这帮骄兵悍将呢？
一开始蒋某人的意见是，将第五军和第74军整合为一个兵团，王耀武任司令官、杜聿明任副司令官，一个黄埔一期和一个黄埔三期应该能合作得来吧？尤其考虑到王耀武是“本土”作战（山东人），这一块应该是十拿九稳。
不过马上这就又出了问题，倒不是王耀武和杜聿明不对付，而是有点尴尬，为什么呢？因为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的，而王耀武是黄埔三期的，现在老蒋让王耀武当一把手，等于是师弟站在了师哥头上，而且考虑到第五军和第74军又同是五大主力，这多少有点捧74军贬第五军的意思，很容易引起两军的矛盾。
所以一番思考之后，蒋某人只能再次打消了将两大主力合起来使用的想法，依然是按照新一军和新六军的套路，拆开再搭配一些二等嫡系和杂牌使用。这么一来陈诚的土木系第18军也自然是不能例外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五大主力各带一摊进入战场，从五个方向猛攻解放区。
不过这依然有问题，五大主力毕竟只是军一级的，而接下来的内战规模可是相当的宏大，从战役的角度出发考虑必然上面还有集团军或者集团军群一级，按照当时刮民党的指挥序列就是：总部－行营（行辕）－绥靖公署（战区）－绥靖区(绥区)－兵团/整编军－军（整编师）－师（整编旅）－团共8级。
五大主力所属的绥靖公署司令长官的委派又成了大问题，首先得压得住着五头猛虎，这就得资历老，其次得完全跟中央一条心，蒋某人可不放心将王牌交给杂牌指挥。而满足这两个条件的高级将领实在是不太多，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满足了这两个条件的高级将领真心不一定特别会打仗！
比如历史上蒋某人选择的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蠢货，此公名叫刘峙，字经扶江西吉安人。从履历上说这位是不折不扣的保定系，在刮军中跟顾祝同和何应钦关系非常不错，与顾祝同一起被称之为何应钦的“哼哈二将”。
当年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这货是忠实的执行了蒋某人的命令，扣押了第2师中和海军中所有的党代表和共.产党员，当被质问时，这货是如此回答的：“我也不完全了解，我是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而在西安事变中，这货又是何应钦的铁杆追随者，主张武力解决问题，当时宋美龄和宋子文在飞往西安的途中要求刘峙不要派飞机轰炸西安，但这位却牛逼哄哄的置之不理，说：“我是听刮民政府的，你管不着。”而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某人飞回南京之时，这位又立刻变了一张嘴脸，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并挥舞着小旗高喊：“蒋主席万岁，打倒张学良、杨虎城”等口号。
而抗战期间，刘峙的表现真心是糟糕，当时这位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然而在交战中屡战屡败，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都是在这位手里头丢掉的，因为逃跑得力，被送了个“长腿将军”的诨号。
如果说打仗不行是能力问题，但是刘峙的节操也是相当的有问题。这个家伙虽然一生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但是却非常喜欢捞钱。从1928年起就先后在各地大批购买房产、地皮和盐井盐田，还非常鸡贼的用他老婆杨庄丽的真名或者化名注册。1939年这货被任命为重庆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之后，更是想尽一切办法捞钱，他利用卫戍司令部的部队顶替新成立的部队，骗取双饷。在1941年重庆大轰炸期间，因为防空洞里人太多发生了踩踏事件，几千人闷死在里面，而刘峙的防空司令部当时不光不忙着救人，反而忙着去搜刮死难人员的钱财，甚至将没有死的人掐死搜身。之后这些不义之财的中的相当一部分就送到了刘峙家里，甚至引发了刘峙的大小太太们的一场财富纠纷。
抗战胜利之后，刘峙在郑州绥靖公署主任上干得也是相当的糟糕，整编第三师被全歼之后，这货被撤职，带着姨太太回上海闲居。而到了1948年何应钦担任国防部长之后，立刻又想到了这位心腹爱将，重新启用刘峙，将其任命为徐州剿总总司令。当时对于这一项任命连刮民党内部都腹诽不已，说：“徐州乃南京门户，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却派一只猪，看来大门会守不住。”
因为流言蜚语颇多，以至于宋美龄都劝蒋某人：“外边闲话很多，刘峙恐不能再指挥战斗吧？”可蒋某人却是怎么回答的，他说：“刘峙打仗是不行，可你说将领中还有谁比刘峙更听话？”
可见蒋某人的用人之道，首先要看听不听话，至于能力那对他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哪怕是一头猪，只要能跟着他的指挥棒走，也能够身居高位！
而后面刮军所谓的徐蚌会战的失败，责任有相当一部分就得记在刘峙的头上。因为战役爆发之前，按照杜聿明的部署，是不准备死守而是准备向济南方向进攻的，所以刮军的主力全部布置在铁路一线，但是期间东北的局势陡然恶化，杜聿明被蒋某人抓壮丁去东北救火（杜聿明当时是徐州剿总的副总司令），所以这个摊子就得由刘峙去承担，但是刘峙又知道以他的能力去指挥这种大兵团作战那就是送菜的，所以他当时是急得大吼：“光亭走了，如何是好，北进谁能做主，真是料想不到的事。”
而刘峙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原地不动，所以一连21天徐州附近的刮军就蹲在原地傻等，直接就给了粟大将火中取栗的机会。
不光是战役总指挥这一级蒋某人用人不当，关键的指挥战斗的兵团司令这一级，蒋某人也是用了一堆无能之辈。比如徐蚌会战中的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这位也是一大奇葩（其子是秦汉）。
这位是典型的黄埔一期和浙江系（生于四川祖籍绍兴），属于蒋某人最喜欢的那一类学生。抗战之初这位是刮军88师师长，开始表现还不错，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所部就属于88师。而谢晋元的光辉壮举也成了孙元良的资本，因为坚守四行仓库有功，这位升任72军军长。
按道理说这个时候孙将军应该备受激励愈发的奋力报国，但是在南京保卫战中，这位却私自下令撤退，被宋希濂所部堵截才返回战场。而日军正式利用孙元良的88师留下的空隙才突破了雨花台防线，得以直接攻击中华门。
在这之后更不堪的是，孙将军在南京失陷前擅自放弃指挥导致部队崩溃，自己却逃进了妓院（也说是外国使馆）才捡了一条小命。不过这段经历也让孙将军成为了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之一，逃到台湾之后，1985年孙将军曾向日本发表抗议书，以亲历者的身份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谎言。而且孙将军也是最后一位辞世的黄埔一期学生，虽然晚年大嘴巴而且回忆录写得乱七八糟，但也是算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
至于孙将军在“戡乱战争”中的表现，真心是无愧于他的那个名号——飞将军。请注意这个飞将军可不是什么好称呼，意思是这位孙将军逃跑的时候像飞一样，是成功虽无把握，逃跑却有决心。当年宋希濂得到命令要调任徐州接杜聿明的班的时候（杜聿明去东北救火了），听说孙将军也在徐州任兵团司令，当即明确表示坚决不去徐州，并说：“孙元良我是深知道的，是个把个人看得比什么都高的人，我无法与他共事。”
宋希濂的评价是一点儿都没错，果不其然在徐蚌会战最关键的时刻，这位果断的摆了杜聿明一道单独突围，结果惨遭全歼，而他个人却如飞将军一般化妆逃脱保住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