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中华根_分卷阅读_45
肉体的生存无疑是第一位的，这就会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如果技术手段不够用或不管用，便只好病急乱投医。比方说，天不下雨，就往天上泼水；人不生娃，就搞生殖崇拜。这就是“巫术”。
显然，如果目的只是解决现实问题，巫术的办法并不管用。所以，科学必然诞生。但即便是科学，也要试错。巫术，就是人类的“集体试错”。没有巫术的千万次试错，我们就学不会天气预报，也学不会人工降雨。可以说，正是巫术，把人类领进科学之门。
因此，巫术不是“伪科学”，而是“前科学”。
是的，科学前的科学。
科学，是巫术的“嫡长子”。
实际上，科学与巫术一脉相承。它们都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掌握的。人类一旦掌握规律，就可以控制事态，改变现实。只不过，科学掌握的规律是现实的，巫术却很可能误入歧途。这是科学终于取代巫术的原因。
然而人类却不能过河拆桥。要知道，相对于科学已经掌握的部分，未知领域是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因此，我们不能失去好奇心和敏锐度，甚至不能不想入非非。好奇心害死猫，不好奇却可能害死人。
巫术，恰恰代表着人类那根敏感的神经。
巫术探索世界的方法也许是错误的，也许而已。但科学的方法即便是正确的，也未必就是唯一的。至少，在科学诞生之前，巫术深刻地安慰了人类几千年对不可知的恐惧，抚平了人类遭受飞来横祸和无妄之灾的创伤，使人类对未来的仰望变得温柔和向往。
巫术，是原始人类的“心理医生”。
因此，巫术还会有两个“儿子”，这就是宗教和哲学。
因为科学并不万能。
世界上有许多问题都是科学回答不了的，比如“第一推动力”，比如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都是人类不能不思考的问题，而且只能拜托宗教和哲学。
宗教和哲学延续着巫术对未知世界的触摸，只不过方式不同。哲学是对超现实超经验之抽象问题的思考，宗教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神秘存在的相信。所以宗教靠信仰，哲学靠思辨，科学靠实验，工具靠使用，巫术则靠操作，同时也靠幻想和直觉。巫术，就是直觉、幻想，再加操作。
所以，巫术还有一个“女儿”，这就是艺术。艺术与巫术的血缘关系，在美学界早已不是秘密。也就是说，人类文化发生的次序，就是从工具到巫术，再到科学、宗教、哲学、艺术。
巫术，是人类文明的“胎盘”。[7]
所有的胎盘都会功成身退。
退出历史舞台的巫术除了变成艺术，还有三条出路：变成科学，希腊是这样；变成宗教，印度是这样；变成哲学，希腊、印度、中国，都是这样。
只不过，希腊是从科学到哲学，印度是从宗教到哲学，中国则有另一条路要走。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国界的国家
先看印度。
有着庄严肃穆之圣山（喜马拉雅）、奔流不息之圣河（恒河）的印度，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宗教大国。因为那里有太多西方闻所未闻，中国绝不会有，其他民族也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
比如“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是印度的“土特产”。简单地说，就是把人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祭司）、刹帝利（国王和武士）、吠舍（平民）、首陀罗（奴隶）。这就叫“种姓”，梵语叫“瓦尔那”，意思是“颜色”。因为雅利安人的皮肤是白的，被征服的土著则是深色。此外，还有“旃荼罗”（贱民），是“不可接触者”，比首陀罗地位还低。种姓与生俱来，世袭不变；种姓之间则壁垒森严，严禁通婚。制度最严的时候，一个“贱民”如果不小心被高级种姓的人看见，就得躲起来自杀谢罪。
这是典型的不平等制度。
为这种制度提供思想武器、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持的，是婆罗门教。唱对台戏的，则是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佛，就是“觉悟者”；耆那，就是“胜利者”；锡克，就是“学习者”。他们也都是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反对者”。是啊，佛性常在，众生平等，每个人的血都是红的，为什么要分等级？神在乎的只是你的“觉悟”、你的“胜利”、你的“学习”，而不是你的“出身”。[8]
自由平等的旗帜，终于被高高举起。
佛教和耆那教创立之日，也正是孔子大讲仁爱之时。但到中国的西晋变成东晋那会儿，改革后的新婆罗门教（印度教），却在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勃然复兴，以压倒性优势卷土重来，最后变成印度共和国的第一宗教。
这，又是为什么？
道理也很简单：孔雀王朝灭亡后一千多年间，印度半岛北部饱受外族的侵略和蹂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催生了雅利安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是需要宗教力量的。慈悲为怀的佛教，苦行主义的耆那，显然不合时宜。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只有雅利安色彩浓厚鲜明的婆罗门。
身份认同，同样重要。
比如犹太。
如果说印度人面对的是“苦恼”，那么犹太人面对的就是“苦难”。没有哪个民族像他们那样灾难深重，一次次妻离子散，一次次国破家亡。也许，只有耶路撒冷第二圣殿遗址上的那座“哭墙”，才知道他们流过多少泪水。[9]
事实上，犹太教的真正创立，就在他们集体受难之时。公元前586年，也就是释迦牟尼出生前二十年，中国春秋的楚共王讨伐郑国那年，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夷平。从国王、贵族、祭司到工匠，上万犹太人被戴上手铐脚镣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
这就太需要“救世主”，也太需要“认同感”了。《旧约》的前五篇，即所谓“摩西五书”，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他们的“先知”整理编写出来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奇迹：不可胜数的弱小民族一旦国家灭亡、人员流散，就再也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唯独犹太人，即便再流亡一千八百年，也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
现在，我们知道宗教能给人们什么了。
第一是“安全感”，因为有神的保佑和庇护。第二是“自由感”，因为真正的信仰只能发自内心。第三就是“身份认同”。对于宗教徒而言，说“我是佛教徒”，就跟说“我是泰国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更亲切。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那么，我们民族为什么没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
天上人间
因为中国人是“天下主义者”。
什么叫“天下主义”？就是“世界主义”，或“人类主义”。在天下主义者看来，国家不过是天下一分子，就像大家族中的小家庭。因此，真正的人，只属于天下，不属于国家。
显然，如果目的只是解决现实问题，巫术的办法并不管用。所以，科学必然诞生。但即便是科学，也要试错。巫术，就是人类的“集体试错”。没有巫术的千万次试错，我们就学不会天气预报，也学不会人工降雨。可以说，正是巫术，把人类领进科学之门。
因此，巫术不是“伪科学”，而是“前科学”。
是的，科学前的科学。
科学，是巫术的“嫡长子”。
实际上，科学与巫术一脉相承。它们都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掌握的。人类一旦掌握规律，就可以控制事态，改变现实。只不过，科学掌握的规律是现实的，巫术却很可能误入歧途。这是科学终于取代巫术的原因。
然而人类却不能过河拆桥。要知道，相对于科学已经掌握的部分，未知领域是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因此，我们不能失去好奇心和敏锐度，甚至不能不想入非非。好奇心害死猫，不好奇却可能害死人。
巫术，恰恰代表着人类那根敏感的神经。
巫术探索世界的方法也许是错误的，也许而已。但科学的方法即便是正确的，也未必就是唯一的。至少，在科学诞生之前，巫术深刻地安慰了人类几千年对不可知的恐惧，抚平了人类遭受飞来横祸和无妄之灾的创伤，使人类对未来的仰望变得温柔和向往。
巫术，是原始人类的“心理医生”。
因此，巫术还会有两个“儿子”，这就是宗教和哲学。
因为科学并不万能。
世界上有许多问题都是科学回答不了的，比如“第一推动力”，比如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都是人类不能不思考的问题，而且只能拜托宗教和哲学。
宗教和哲学延续着巫术对未知世界的触摸，只不过方式不同。哲学是对超现实超经验之抽象问题的思考，宗教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神秘存在的相信。所以宗教靠信仰，哲学靠思辨，科学靠实验，工具靠使用，巫术则靠操作，同时也靠幻想和直觉。巫术，就是直觉、幻想，再加操作。
所以，巫术还有一个“女儿”，这就是艺术。艺术与巫术的血缘关系，在美学界早已不是秘密。也就是说，人类文化发生的次序，就是从工具到巫术，再到科学、宗教、哲学、艺术。
巫术，是人类文明的“胎盘”。[7]
所有的胎盘都会功成身退。
退出历史舞台的巫术除了变成艺术，还有三条出路：变成科学，希腊是这样；变成宗教，印度是这样；变成哲学，希腊、印度、中国，都是这样。
只不过，希腊是从科学到哲学，印度是从宗教到哲学，中国则有另一条路要走。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国界的国家
先看印度。
有着庄严肃穆之圣山（喜马拉雅）、奔流不息之圣河（恒河）的印度，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宗教大国。因为那里有太多西方闻所未闻，中国绝不会有，其他民族也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
比如“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是印度的“土特产”。简单地说，就是把人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祭司）、刹帝利（国王和武士）、吠舍（平民）、首陀罗（奴隶）。这就叫“种姓”，梵语叫“瓦尔那”，意思是“颜色”。因为雅利安人的皮肤是白的，被征服的土著则是深色。此外，还有“旃荼罗”（贱民），是“不可接触者”，比首陀罗地位还低。种姓与生俱来，世袭不变；种姓之间则壁垒森严，严禁通婚。制度最严的时候，一个“贱民”如果不小心被高级种姓的人看见，就得躲起来自杀谢罪。
这是典型的不平等制度。
为这种制度提供思想武器、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持的，是婆罗门教。唱对台戏的，则是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佛，就是“觉悟者”；耆那，就是“胜利者”；锡克，就是“学习者”。他们也都是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反对者”。是啊，佛性常在，众生平等，每个人的血都是红的，为什么要分等级？神在乎的只是你的“觉悟”、你的“胜利”、你的“学习”，而不是你的“出身”。[8]
自由平等的旗帜，终于被高高举起。
佛教和耆那教创立之日，也正是孔子大讲仁爱之时。但到中国的西晋变成东晋那会儿，改革后的新婆罗门教（印度教），却在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勃然复兴，以压倒性优势卷土重来，最后变成印度共和国的第一宗教。
这，又是为什么？
道理也很简单：孔雀王朝灭亡后一千多年间，印度半岛北部饱受外族的侵略和蹂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催生了雅利安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是需要宗教力量的。慈悲为怀的佛教，苦行主义的耆那，显然不合时宜。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只有雅利安色彩浓厚鲜明的婆罗门。
身份认同，同样重要。
比如犹太。
如果说印度人面对的是“苦恼”，那么犹太人面对的就是“苦难”。没有哪个民族像他们那样灾难深重，一次次妻离子散，一次次国破家亡。也许，只有耶路撒冷第二圣殿遗址上的那座“哭墙”，才知道他们流过多少泪水。[9]
事实上，犹太教的真正创立，就在他们集体受难之时。公元前586年，也就是释迦牟尼出生前二十年，中国春秋的楚共王讨伐郑国那年，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夷平。从国王、贵族、祭司到工匠，上万犹太人被戴上手铐脚镣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
这就太需要“救世主”，也太需要“认同感”了。《旧约》的前五篇，即所谓“摩西五书”，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他们的“先知”整理编写出来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奇迹：不可胜数的弱小民族一旦国家灭亡、人员流散，就再也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唯独犹太人，即便再流亡一千八百年，也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
现在，我们知道宗教能给人们什么了。
第一是“安全感”，因为有神的保佑和庇护。第二是“自由感”，因为真正的信仰只能发自内心。第三就是“身份认同”。对于宗教徒而言，说“我是佛教徒”，就跟说“我是泰国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更亲切。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那么，我们民族为什么没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
天上人间
因为中国人是“天下主义者”。
什么叫“天下主义”？就是“世界主义”，或“人类主义”。在天下主义者看来，国家不过是天下一分子，就像大家族中的小家庭。因此，真正的人，只属于天下，不属于国家。